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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带火了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这本书试图通过宏大的叙事和简洁的理论框架来解答国家间贫富差距的根源问题。其核心论点是“制度决定论”，即国家的兴衰取决于其是“广纳型”还是“榨取型”制度，认为制度类型决定了国家的经济命运。然而，这种简化的二元分类是否足够解释复杂的社会现实？作为一个从小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读者，本文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尝试对《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进行批判性解读，探讨其理论的局限性，以及经济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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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决定论，一个去历史化的迷思？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将制度划分为“广纳型”和“榨取型”两类。“广纳型”制度鼓励大众参与经济活动，促进创新并保障产权，从而带来繁荣；而“榨取型”制度集中权力、缺乏制约，导致国家衰败。这种二元对立的分类看似简洁明了，但其概念并不够明确，且忽视了制度的复杂性和动态性。

制度并非静态和不可变的，相反，它们会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演变。例如，经济危机或技术进步等因素往往推动制度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例如，英国的工业革命期间，新兴的工厂制度和劳工关系迫使社会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型，以更好地支持工业化的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制度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产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上层建筑。当生产力的发展与现有的生产关系产生矛盾时，制度的变革便会发生。这一点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中得到了体现，当时新兴的生产力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变革，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因此，制度的形成和演变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矛盾的激化密切相关。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将制度视为一个独立的决定因素，忽略了社会生产力、地理环境、国际关系等因素的作用，使其理论陷入了“去历史化”的迷思。

制度的演变应放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加以理解。历史上的制度变化往往是社会经济力量博弈的结果，而非简单的上层建筑自发改革。例如，英国的光荣革命和随后的工业革命并非单纯的制度转型，而是在生产力迅速发展和社会需求剧增的背景下实现的。光荣革命通过限制王权和加强议会权力，创造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环境，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而工业革命则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进一步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一过程显示了生产力发展如何与政治制度变革紧密联系，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将制度视为单一决定因素，无视生产力和社会条件的基础性作用，这种“制度决定论”难以充分解释历史演进的复杂过程。制度的演变不仅受到内部社会矛盾的影响，还深受外部环境的约束，如国际竞争和资源禀赋等因素的推动。这些复杂的动态过程，使得制度的转型远比书中所描述的“广纳”与“榨取”之分更加错综复杂。

二、案例分析的选择性与局限性

本书通过一系列历史案例，如诺加雷斯的“围墙两边”差异、南北韩的对比等，试图说明制度差异如何导致经济发展差异。然而，作者忽视了一些与其论点相悖的实例。例如，苏联在20世纪前期的工业化进程和一些拉美国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都显示出即使在“榨取型”制度下，也可能实现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此外，作者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两侧诺加雷斯市的对比来解释制度差异导致的经济差异，但忽略了这些地区所处的国际体系、经济整合和资本流动等更为复杂的因素。

同样，对中国的讨论也存在局限。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保持政治集中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与“广纳型”制度的定义并不完全契合。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包括引入市场机制、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外资、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等。这些政策体现了制度的灵活性，既保持了政治集中的特点，又通过逐步开放经济来释放市场活力。虽然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书中提到了中国，但他们对中国的成功缺乏深入的剖析，也没有解释如何在一个并不完全符合“广纳型”定义的制度下实现巨大的经济成功。这种解释的不足表明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比简单的二元对立要复杂得多。中国的案例揭示出，制度的灵活性和国家的治理能力同样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而不仅仅是制度的类型。

还有，对苏联在二十世纪前期快速工业化的讨论也未被充分纳入。虽然苏联体制有明显的“榨取型”特征，但其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并且成为了世界上的超级大国，这与“榨取型”制度必然导致贫困的论断并不一致。苏联的工业化进程证明，集中性的制度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可以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即便这种模式最终存在种种问题。因此，选择性地忽略这些反例，使得制度决定论的普适性受到质疑。此外，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拥有“榨取型”制度，但在特定历史时期也曾经出现过经济快速增长的现象，例如拉美的一些国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

三、历史演变，关键时期与偶然性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引入了“关键时期”和“制度漂移”的概念，试图解释制度的演变和变革。“关键时期”指能够打破旧制度平衡、推动新制度建立的历史事件，而“制度漂移”指制度因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而发生的缓慢、渐进的变化。“关键时期”是指能够打破旧制度、推动新制度建立的历史事件，如英国的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然而，作者并未对“关键时期”进行清晰的界定，哪些事件可以被视为“关键时期”？其影响范围和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在书中都没有得到详细回答。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历史演变的过程中既存在偶然性，也存在必然性。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对偶然性因素的过度强调，忽略了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例如，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发展水平的结果，而非单纯的偶然事件推动。对历史偶然性的过度强调，使其理论缺乏历史必然性的深度解读，也未能充分理解历史变革背后的经济动因。

“关键时期”这一概念确实捕捉到了历史中的某些重要节点，但历史的进程是由无数个相互关联的事件和因素共同塑造的。将一些重大事件简单归类为“关键时期”，并试图以此来解释复杂的制度变迁，显然有失偏颇。例如，法国大革命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但革命后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复杂而曲折的斗争过程。制度的演变往往不是单一事件的结果，而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

四、西方模式的隐性推崇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隐含地推崇西方“广纳型”制度，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借鉴西方的制度经验，走向政治和经济的“广纳化”。这种隐性推崇体现了其新自由主义的立场，然而，历史经验表明，简单移植西方模式往往难以取得成功。许多发展中国家尝试模仿西方的制度，但在实践中遇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与西方大相径庭。

依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国际秩序密切相关，发达国家通过殖民、经济控制等方式长期剥削发展中国家资源，使其难以实现独立和自主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西方模式并不能为这些国家带来真正的独立和繁荣。对西方模式的隐性推崇忽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权力不平等，这使得该书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困境时显得单薄。

此外，西方“广纳型”制度的形成与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密不可分，西方国家经历了长期的封建主义、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这些历史进程构成了其现代制度的基础。简单地将这些制度视为普世模式，并要求其他国家效仿，忽略了这些国家在文化、历史和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以拉美为例，在殖民历史和依附关系的长期影响下，这些国家难以简单复制西方的路径。西方模式不仅代表了制度上的差异，也反映了国际权力结构和历史不平等，发展中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不是盲目照搬西方模式。

五、经济学与意识形态的结合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叙述看似中立客观，但实际上本书的理论基础深受新制度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影响，后者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密不可分。对“广纳型”和“榨取型”的二元划分本身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将“广纳型”制度视为普遍正确的路径，而将“榨取型”制度视为阻碍发展的根源，这一论述本身就有意识形态色彩。

更为隐蔽的是，作者对历史的解读也反映出某种进步叙事：西方国家的历史被描述为一部不断取得进步的成功史，而其他国家则被描绘为被落后制度束缚、难以发展。这种叙事方式不仅忽略了西方国家通过殖民扩张、资源掠夺实现经济腾飞的历史事实，也遮蔽了其他国家在复杂历史背景下进行自主探索的努力和成就。

经济学研究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经济学家无法完全摆脱自身的文化和政治偏见，这些偏见往往渗透到他们对经济制度和经济历史的解释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对“广纳型”制度的推崇，反映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即市场竞争和自由参与被视为经济繁荣的根本途径。虽然这种观点在特定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复杂图景中，简单地推广这一观点会忽略其他重要的社会经济因素，例如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调控中的关键作用。

六、批判反思与更全面的视角

虽然《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为理解国家发展提供了一个简洁的理论框架，但其“制度决定论”存在简化历史、选择性偏差和西方中心主义等问题。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理解国家的兴衰需要超越简单的制度分类，深入分析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斗争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等多重因素的复杂互动。此外，研究发展问题时，也应警惕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避免简单化地将某一制度模式视为普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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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书中提到的，“广纳型”制度的建立往往伴随着社会的政治转型，而这种转型并不是单靠制度设计就能实现的，而是基于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变革。例如，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仅通过经济政策的调整推动市场化改革，还在政治上进行了逐步的开放，如推行乡镇企业改革和允许私营经济的发展，以此在政治和经济之间实现有效的平衡。此外，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解体后的政治转型，也伴随着深刻的经济结构重组，以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制度的演变需要经历复杂的历史过程，既包括国内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力量的博弈，也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深刻影响。因此，在探讨国家如何取得发展和繁荣时，我们应超越单一的理论框架，将历史、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因素结合起来，进行更全面和深入的分析。

七、制度血统论的谬误，颠倒因果的错误归因

其实，制度决定论的核心逻辑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历史上早已被批判的“血统论”。血统论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成功与否归结于其血统，认为某种特定的“优越基因”是发展的关键。然而，这种论点早已被证明是荒谬的，因为它不仅混淆了因果关系，还忽视了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其他影响因素。制度决定论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即将国家的成功简单地归因于“广纳”或“榨取”制度的特性，而忽视了制度本身是经济、社会和历史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

这种因果关系的颠倒使得制度决定论看似具有解释力，但实际上只是提供了表面化的归因框架，掩盖了背后的复杂现实。与血统论将基因视为国家兴衰的唯一决定因素一样，制度决定论将制度视为国家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显然是过于简化的。实际上，制度的“好坏”是生产力发展、国际环境、社会斗争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因素所能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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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看，制度的形成往往是复杂的社会博弈的结果。例如，英国的光荣革命不仅仅是单纯的制度进步，而是资本主义力量与封建势力长期博弈的结果。同样，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不是某种制度设计的产物，而是生产力需求与社会变革力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共同作用的结果。将这些制度变化简单地归因于“广纳型”或“榨取型”的选择，实际上是对复杂历史的过度简化，进而误导读者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

事实上，社会制度的演变是生产力发展、社会阶层博弈、文化因素和国际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的变化并不是自上而下简单推行的过程，而是深深植根于社会基础之中。例如，法国大革命不仅仅是对封建专制的简单反抗，更是新兴资产阶级与旧贵族阶层之间长期斗争的结果。新兴的经济力量要求政治制度的变革，以保障其经济利益，这种历史条件才最终推动了制度的演变。这种演变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伴随着利益冲突和社会动荡的长期过程。

进一步来看，制度并不是独立于社会历史进程而存在的“万能钥匙”。很多国家在推行所谓“广纳型”制度时，忽视了当地社会结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国际环境对制度演变的限制。在这些情况下，简单移植“广纳型”制度的尝试往往导致失败。例如，非洲的一些国家在殖民地独立后模仿西方的“广纳型”制度，但由于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尚未发展成熟，缺乏足够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参与，这些制度的推行未能带来预期的繁荣，反而导致了更大的社会混乱和经济停滞。这一现象再次表明，制度的作用必须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来理解，而不能简单地作为决定性因素。

制度决定论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对“成功”和“失败”的定义本身存在高度主观性。所谓“广纳型”制度和“榨取型”制度之间的划分，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反映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偏见。西方国家的制度被视为普遍的成功范例，而那些不符合西方标准的制度则被简单地归类为“榨取型”，从而被定义为阻碍发展的因素。这种视角忽略了制度背后的社会需求以及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发展路径。许多被视为“榨取型”制度的国家在特定时期内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些成就不能简单地被忽略或贬低为制度问题。

历史上，苏联在20世纪前期的工业化成就，尽管其制度在西方语境下被视为“榨取型”，却在短时间内使苏联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类似地，中国的经济崛起也是在保持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实现的，这种体制在西方理论中被认为是不利于创新和发展的，但实际上却推动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诞生。这些案例表明，制度的成功与失败远非简单的分类可以概括，社会发展的路径具有多样性，制度演变是社会、经济、历史和文化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此，制度决定论实际上是一种以制度为名、颠倒因果的误导性言论。它将制度作为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掩盖了生产力发展、社会矛盾以及国际力量等对制度演变的深远影响，进而导致对国家发展道路的片面理解。这种误导性叙述不仅无法帮助人们真正理解发展背后的复杂动力，还可能导致政策制定者陷入制度模仿的误区，忽略了对自身历史条件和社会需求的真实分析。这正是制度决定论的核心问题所在：它像血统论一样，看似解释了一切，实际上却在颠倒因果，惑乱众生。

制度决定论的错误还体现在其对社会变革动力的忽视上。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阶层的博弈，而非制度设计本身。不同历史背景下，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博弈的表现各异。例如，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催生了新的工业资产阶级，他们通过政治博弈推动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建立了更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制度。同样，法国大革命中，新兴资产阶级与旧贵族之间的矛盾激化，导致了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这些历史实例表明，社会变革的动力并不是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而是生产力与阶层之间复杂的互动。无论是广纳型还是榨取型，制度的确立和变化都是社会内在力量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的设计与推行如果脱离了社会内部的实际需求和具体矛盾，便难以真正解决发展问题，反而可能激化社会内部的冲突和张力。政策制定者若盲目依赖某种制度模式作为国家发展的“灵丹妙药”，必然会忽视社会内部的真实需求和矛盾，从而在发展道路上引发一系列问题。例如，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快速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希望通过全面的市场化实现经济腾飞，但忽视了社会内部缺乏完善的市场机制和法治基础的现实，结果导致了1990年代的经济崩溃和社会混乱。这一失败的改革实例表明，制度设计若不考虑社会内部的具体条件，往往会导致严重的负面后果。只有在制度的推行中充分考虑到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文化特征以及人民的具体需求，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和稳定。

简言之，制度决定论与血统论一样，通过表面上的因果关系混淆了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源泉。它不仅误导了对历史的理解，还可能对未来的发展决策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制定适应本国国情的政策时可能陷入误区。制度的形成和演变从来不是孤立的过程，而是生产力、社会需求、文化传统和国际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将复杂的社会过程简化为单一的因果关系，不仅无法解释历史发展的真实动力，还可能阻碍人们对社会变革的全面理解，导致片面化的政策选择。因此，正确认识制度演变的复杂性，以及其背后深刻的社会、经济和历史动因，才是理解国家兴衰的关键所在。只有从历史的辩证视角出发，理解制度与社会条件的复杂互动，才能更有效地为国家发展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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